国家虚假信息侵犯人权

roselin97800

这里的社会危害不像上述南非艾滋病的例子那样，不是通过错误信息导致人们误解某些现有的、被证明有效的 Covid-19 治疗方法（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治疗方法）。相反，一方面，羟氯喹是其他疾病（不仅是疟疾，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和狼疮）的有效治疗方法，而大量购买这种药物用于无效的 Covid-19 治疗可能会导致那些真正需要它治疗其他疾病的患者出现药物短缺。另一方面，羟氯喹也有严重的潜在 副作用，包括心源性猝死和视力损害。事实上，服用它的人确实会有所损失，正如法国医院使用该药物的官方报告所证实的那样。（顺便说一句，至少有一人在看到特朗普总统在电视上宣传羟氯喹后，自行服用了磷酸氯喹（另一种用于清洁鱼缸的物质）后死亡）。


那么，从人权法的角度，应该如何分析国家虚假信息？其特征主要取决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的性质和程度、言论与危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直接性，以及参与传播虚假信息的相关国家人员的目的。这种分析必然高度依赖具体背景，但仍然可以得 科特迪瓦 Whatsapp 数据 出两个广泛的结论。

首先，通过传播虚假信息系统性地污染信息空间的国家代理人实际上可能剥夺了个人寻求和获取信息的权利，而这是国际人权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国家行为将使个人难以甚至不可能获得他们所寻求的准确信息。当国家传播虚假信息并同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审查形式积极压制准确信息时，情况尤其如此（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第二，国家代理人传播直接危害健康或使个人面临极大健康风险的错误信息，违反了国际人权文书所保障的国家尊重和保护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义务。毫无疑问，生命权延伸到“可能对生命造成直接威胁的社会一般条件……[包括]威胁生命的疾病的流行。”（人权委员会，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第 26 段）。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为了尊重健康权，国家应避免“审查、隐瞒或故意歪曲与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且作为其核心义务的一部分，国家必须“采取措施预防、治疗和控制流行病和地方病”并“提供有关社区主要健康问题的教育和信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14 号一般性意见，第 34 和 44 段）。委员会明确指出，‘故意隐瞒或歪曲对健康保护或治疗至关重要的信息’违反了尊重健康权的义务（同上，第 50 段，重点补充）。

总之，根据人权法，国家代理人负有消极义务，不得传播危害人类健康的虚假信息。如果虚假信息是故意或有预谋地传播的，则显然适用这种义务。此外，我认为，如果传播是外部传播，即如果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传播与 Covid-19 相关的虚假信息并对其民众造成域外危害，这种义务也适用。最后，这种消极义务与促进准确信息的积极义务相结合，因为此类信息对于有效抗击疫情必不可少。